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原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毛泽东、朱德画像摘下来。对此,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解释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还说:“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那次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全会立下了六条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信中写道:“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在给陈嘉庚的信中说:“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在给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说:“至盼先生摒档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对于这些民主人士,毛泽东用了几个极为谦逊的词,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赐复”“至盼”等,谦虚之情跃然纸上。
1949年6月,毛泽东再次诚邀宋庆龄,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信中的谦词——“违教”“仰望”“趋前致候”“敬希命驾”“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等,字字彰显出毛泽东为人的谦恭和对革命事业的孜孜以求。
谦虚是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胸襟,一种谋略,更是一种智慧。从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谦虚风范可以看出,“谦虚”,蕴涵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宗旨、奋斗目标和作风风范等极为丰富的时代要求,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