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毛泽东与中医药的联系，相信很多中医药人都能张口就来“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背后的人和事，还得从时任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副主任李重人的一纸报告说起。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

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

1958年9月25日，李重人先生受卫生部之邀约亲自起草了《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成绩和经验总结报告》，并由卫生部党组呈送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批阅后批示如下：

“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 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背后，不仅是毛泽东对于中医的充分认可，也体现了其作为国家领导人对于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的前瞻决断力。一般论调皆认为，毛主席对于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和热情，源自其对民族文化的考量和接受中医治疗后的认可，这种论调颇有说服力，但与实际还尚存间隙。作为一个深受民爱戴的民族领袖，除了他出色的洞察决断能力之外，毛泽东于中医药最为可贵的品质即客观中正。

青年毛泽东曾在自己的笔记中阐述自己对于中医、西医的见解：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不可谓不中正客观。

青年毛泽东

井冈山

青年毛泽东已明了中西各有所长且各具备其方法论，因此在往后的人生历程中也时常能够听取意见，采取或者接受一些中医诊疗。如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道 :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良、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病都是用中医治疗，且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说 : “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住200多名反“围剿”的伤病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

2007 年10月，陈维养教授和陈可冀院士参观了井冈山茨坪的红军医院旧址，认为 :

“井冈山实际上是我国政府一贯提倡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发源地，井冈山是革命的摇篮，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摇篮”。

井冈山红军医院中草药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伤病员很多。然而长征部队实行着毛泽东1928 年就提出的“用中西医两法治病”， 即“要药没药，要设备没设备，只有想些土办法治疗。没有西药，还可以用一部分中药来代替”。

1940年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主席讲了团结中西医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许多重要会议或其他场合，都十分强调中西医团结合作、互相学习等。

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 : “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 : “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右一）交谈

1950 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主席为会议题词 :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体现了他在卫生工作中重视中、西医，团结中、西医的思想和主张。

经年已逝，而如今再看毛主席对于中医的一些看法和论断，皆已有应验。一方面，中医作为医被一部分人同行相轻，舆论也常以中西之争作为讨论焦点博取流量；另一方面，中医在现代化前进的道路上的确遇到了方法论、理论与现代科学不尽能完善匹配等问题。

一成不变的问题依旧存在，但是党和国家对于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却迎来了春天，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中医治疗，这种繁荣的景象也一定是老人家想要看到的吧！但是熟读毛泽东思想就一定明白，矛盾是普遍、特殊并且分轻重的，因此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尽管矛盾众多，仍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之。否则，就是人民健康的巨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