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列宁是伟大的，他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谈不上伟大，我们是跟在苏联后面学习的小学生，怎么能称得上伟大呢？”尽管，毛月秋内心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回到韶山后，还是逐级汇报了毛主席的意见。湘潭县委经过几次讨论，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上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用“毛泽东同志故居”门匾。

毛泽东自1929年在家乡韶山躲过敌人的追捕，到1959年回乡视察，整整30年。而从1929年算起，毛家老屋被国民党收走出租，到1949年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收回，整整20年。期间的变化兴衰完全是翻天覆地式的，此后，毛家老屋成了中国人民参观瞻仰的圣地，毛泽东故居门匾也因之发生了几次变迁，但却不为人注意。

毛家老屋应该有个门匾

1949年8月11日，湖南省湘潭县和平解放。22日，湘潭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不久，隶属湘潭的韶山上屋场毛家老屋由刚成立的湘潭县人民政府收回。

之所以说收回，是因为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即离家外出求学。1919年10月、1920年1月，毛泽东的父母相继去世。1921年春节，回到故乡的毛泽东，鼓励弟妹们“舍小家为大家”，弟妹学习大哥的榜样，毛泽民与妻子王淑兰等先后离开韶山，和毛泽东一起奔走革命。

同时，毛泽东出生于此的老屋就由当地农民居住。虽然在1925年的时候，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并在此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以及在1927年，毛泽东回乡考察农民运动，但并没有改变老屋由他人居住的性质。不久，毛泽东遭到当地军阀的通缉，避走他乡。1929年，毛家老屋更由国民党政府没收出租。

解放了，毛家老屋由当地政府收回，并给了里面的住户一定的经济补偿。同时，安排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和韶山冲老党员毛月秋(毛泽东族叔)负责管理、接待工作，毛家老屋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

10月18日，毛家老屋接待了第一个团体客人：长沙专区(解放初期包括湘潭、长沙、湘阴、岳阳、浏阳等县)各界毛主席家乡慰问团。领队之一是从韶山冲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毛振南(又名毛华初)，当时他已回到湘潭，担任湘潭县党委委员。

对于此次参观的情景，马社香所著《韶山档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有着相当细致与生动的描述：

慰问团临走前，毛振南有意问毛月秋：“毛主席家乡的人，来参观要方便些，可全国各地的人来，总得有个指示吧，您看屋前是不是写一个门匾？”

“对呀！应该挂一个牌子。”在一旁的王淑兰马上表示赞成。

“到底是在外乡闯荡过的娃娃，说话句句在理，可写什么好呢？”毛月秋急着想定下来。

有人提议写“毛主席的故居”，有人建议写“毛主席的老家”。

毛月秋对毛振南说：“你有什么想法，也说一个。”

毛振南说：“我虽然很早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但肚子里没有存下什么墨水。不过，这一年多，我们一路南下，经常看到欢迎的人群，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上面写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想毛家老屋就挂这样的门匾‘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不知行不行？”

“这代表了人们的心声，我看行！”毛月秋老人高兴得直拍大腿。

“不过，还可以问问当地群众和文化人的意思，暂时先写上‘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家’，应该没问题。”毛振南谦虚地说。

“有啥问题，这可是一句老老实实的话。”毛月秋下了决心。

“韶山一支笔”书写

1951年2月，毛泽东故居的第一个门匾：“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就挂了起来。这第一块匾额明显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和感情色彩，匾额的书写由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宇居是他的号，名为泽启，与毛泽东是同辈人)来完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毛宇居在当地人中间极富人望，被尊称为“纯儒”，又称“韶山一支笔”。

最重要的是，毛宇居在毛泽东的早期生涯中，曾经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毛泽东与毛宇居的关系，龙剑宇所著《毛泽东的家世渊源》(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进行了详细考证：

毛泽东13岁时，其父毛贻昌就要他离开私塾回家帮工。毛宇居几次三番找堂叔毛贻昌“理论”。最终，毛贻昌按照毛宇居的意见让儿子继续上学读书了。

几年之后，毛泽东十六七岁时，想去省城长沙读书，毛贻昌则准备安排儿子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经商，又是毛宇居带领毛家亲戚，一起说服毛贻昌收回成命。从此，毛泽东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1919年10月初，毛泽东正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得到母亲病危的急信，马上奔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夜晚，在幽幽的油灯下，他和泪写下了情意深切的《祭母文》，这篇《祭母文》后来由毛宇居收藏。

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他将这些手稿一页页塞进墙缝中。解放后，毛宇居将它完整地交给了国家，今刊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石上。

1932年，湖南省主席兼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挫败。战场上失败的何键，派人窜到韶山要挖掉毛泽东家的祖坟。又是毛宇居冒死带领乡亲们，抢在敌人之前平掉了毛家祖坟，并将墓前石碑深埋地下。

因此，由他来书写毛家老屋的门匾，可以说适得其所。

毛泽东提议换块门匾

谢维所写《故居百年历史风云三度修缮四次变更题匾》记载了毛月秋于1953年10月受邀到北京中南海做客的情形。一日，毛泽东与毛月秋攀谈起家乡情况时，自然谈起毛家老屋的门匾：

毛泽东听后大摇其头，连声说：“不妥，不妥！‘伟大’两个字不是封的，哪里会一写伟大就伟大呢？我建议换一块门匾。”

毛月秋争辩说：“这不是哪个人说你伟大，是人民群众的意见。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还不能说伟大？”

“要说伟大，那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人民群众伟大，军队打胜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毛泽东不愿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

“你是党的领袖，也是人民的领袖，和列宁一样伟大。”毛月秋坚持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说：“列宁是伟大的，他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还谈不上伟大，我们是跟在苏联后面学习的小学生，怎么能称得上伟大呢？”

尽管，毛月秋内心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回到韶山后，还是逐级汇报了毛主席的意见。湘潭县委经过几次讨论，并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上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用“毛泽东同志故居”门匾。

1955年3月，“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门匾被换下，上屋场毛家老屋挂上了第二块门匾“毛泽东同志故居”。

马社香在《韶山档案》中记录了1955年5月29日，78岁的徐特立老人参观韶山的情形：

心头仍有疙瘩的毛月秋，特意向徐特立讲了自己在北京与毛主席交谈的经过，想听听这位革命老人的意见。听完毛月秋的介绍，徐特立笑着说：“我的回答恐怕会使你失望的。我认为还是‘毛泽东同志故居’这块门匾好。”

“我也认为‘毛泽东同志故居’门匾朴实，可它没能点出毛泽东的身份，不够突出。”毛月秋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想法。

“这正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伟大不是由一块门匾来体现。人民把主席尊为伟大领袖，主席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名同志，一名与普通党员一样并不特殊的同志。这既尊重了毛主席本人的意愿，又体现了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故居两字正是古人说的旧居的意思，典雅朴实，符合毛主席从平凡中体现伟大的思想。”

毛主席没能说服毛月秋，徐特立的话却使他豁然开朗。怪不得，1952年韶山乡政府要对故居做大规模整修时，被毛泽东坚决制止。

刘少奇建议“故居”改“旧居”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通常所说的农村六十条。会后，刘少奇于4月2日，到距他老家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10多里的王家湾调查研究。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王家湾生产队养猪场一间又臭又破的空房里，利用6天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调查组和湖南调查组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踏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到农民家里了解对食堂、分配、住房等各方面问题的意见，并像拉家常一样回答了乡亲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王家湾北行四十公里，就是韶山冲，其时，胡乔木正带领中央调查组在韶山进行调查研究。8日下午，刘少奇离开王家湾，经过炭子冲，他并没有下车，只在车上扫视了自家故居一眼。

夜宿韶山招待所二号楼，9日早晨，刘少奇与王光美一行人来到毛主席故居。与故居的工作人员握过手之后，刘少奇凝视着堂屋大门上端挂的“毛泽东同志故居”匾额，端详了一会儿。他指着门匾轻轻地问：“你们知道这个门匾是谁提议的吗？”

后来才进入毛主席故居工作的汪久成、毛乾吉所知并不确切，只好摇头不语。刘少奇缓慢有力地说：“毛泽东同志故居的‘故’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故世’。严格说‘故’字不妥，应该改‘故’字为‘旧’字。

因为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全国人民都希望他能尽可能长地领导我们，还是说‘旧居’更妥帖。”对于这个说法，上文提到的谢维所写文章有清楚的记录。

故居的工作人员认真记下了刘少奇的意见，后来又逐级汇报。最后，上级部门批准了改名的建议。1965年9月28日，郭沫若题匾的“毛泽东同志旧居”换下了原匾。

邓小平题写“毛泽东同志故居”

1982年经党中央批准，“旧居”又改回“故居”。1983年6月27日，旧居改挂邓小平题写的“毛泽东同志故居”匾额。门匾黑底金字，庄重朴实大方，经过几十年的变迁，最后总算固定下来。

但在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参观毛泽东旧居时，却发生了一段并不愉快的插曲。苏台仁在其所著《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一书中记录了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1973年10月，邓小平在结束陪同加拿大总理访问郑州、桂林等地的工作后，取道长沙来到韶山。

对于邓小平的来访，湖南省委颇感棘手。以什么样的规格接待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而今刚刚复出的副总理呢？最后，决定了一个被认为风险最小的“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

邓小平从长沙到韶山的座驾，是一辆旧的“吉姆”轿车。上世纪70年代，领导人用车基本上是国产的“红旗”轿车。当然，对这样的细节，邓小平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因此，在毛泽东故居门前，他并不避讳自己曾被打倒过，而是诙谐地说道：“我老早就想来。1965年有这个念头，当时太忙了没来了，1966年我再想来却来不了。”

参观完故居，通常都要在故居前照相，但陪同的省委领导并没有表态，而是由当地的领导同志直接询问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照，当然要照！”

照完相，再参观完纪念陈列馆，已是午饭时间。以什么规格接待呢？韶山宾馆得到的指示是“看着办”。于是，韶山宾馆就准备了一桌便宴。开席前，服务员轻声问邓小平：“您老喝不喝酒？”邓小平望着众人，同样干脆：“喝！我要喝茅台，你们呢？”众人附和：“我们也喝茅台。”

宴会开始，邓小平端起第一杯酒：“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把“党的事业”放在“毛主席的健康”之前，在当时恐怕只有邓小平才敢说出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话。

酒酣耳热之际，有的同志便旁敲侧击打听起中央其他人的情况。邓小平一言不发，宴席未散就离开了餐厅，坐在旁边的休息室里抽起了烟。

当地的同志感觉到了尴尬，就解释说，纪念陈列馆想修改有关林彪作用的一些内容，去年虽然作了修改，但并不满意，因此想请您老谈谈看法。邓小平知道这是托辞，还是缓和语气说道：“过去的事啦，还说什么”，“记不清啦”。

几分钟后，邓小平对随行人员说了简短的一个字“走”，便结束了这次并不愉快的韶山之行。韶山之行之后，邓小平又有了一次被打倒后复出的经历。

邓小平韶山之行整整十年之后的1983年，韶山管理局派人到北京，请求邓小平为毛泽东故居和毛泽东纪念馆题写匾额。1983年4月2日，邓小平静心挥毫，数易其稿，题写下“毛泽东同志故居”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两块匾额。

如今，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用的就是邓小平的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