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挂的主席的标准像神态，和我家中珍藏的一张毛主席和父亲的合影非常象。母亲潘彩琴说，开国大典毛主席的标准像就是取自这张合影。

　　1943年，我父亲朱瑞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8月，中央通知他由山东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1945年6月中旬，周恩来告诉朱瑞，中央对他工作有了新的安排，准备委任他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还说毛主席会亲自找他谈工作安排问题。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毛泽东派人请父亲去王家坪见他，笑着询问朱瑞：“听恩来说你对中央安排的工作有意见，今天我们就一起谈谈，你有什么想法通通说出来”父亲诚恳的对毛主席说：“我在苏联是学炮兵的，一心想回国搞炮兵。1930年回国，当时没有条件，就撂在一边了。现在，随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建设炮兵已成为重要任务。”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了如何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建设炮兵的初步设想，并提出要求到炮兵学校去当一名教员，为发展炮兵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听了父亲的话后很高兴，认为父亲的许多想法是正确的。他说：“我们要举行战略反攻，要夺取敌人占据的大城市，没有炮兵和工兵的配合就很困难。战争发展的形势，把建设炮兵和工兵的任务提到了我们的日程式上，中央和军委也多次研究过。你主动考虑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战争的大局，不计较个人的职务、地位，这种精神很好。我支持你的意见，去建设我们自已的炮兵。”父亲表示自已可以在建设炮兵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时，毛主席说：“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毛主席还握着父亲的手说“苏联有炮兵元帅，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

　　毛泽东这天谈兴很高，他还向父亲询问了许多有关大炮性能的知识，以及组建炮兵所应注意的具体问题。最后又兴致勃勃的找来摄影记者郑景康为他们两人合影留念。

　　照片中毛主席和父亲朱瑞神采奕奕，发自内心的微笑，显示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后来父亲曾对母亲潘彩琴说，七届二中全会上挂的就是这张照片，据说是毛主席自已从许多张照片中选出来的。父亲朱瑞和摄影记者郑景康之间也有一段小故事，在父亲留下的照片中，有一张郑景康送给他的老照片。

　　从照片背后的题词可知，此照片是郑景康拍摄于1938年的，那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国破家亡。一个沧桑凄凉、孤苦零汀的老太太，沿着平汉铁路乞讨为生，不知何处是尽头。

　　郑景康是我国摄影界的老前辈。他以摄影为终生的事业。在我们党的摄影记者队伍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个。

　　抗战初期，他关闭了在香港开设的“景康摄影室”，到汉口、重庆任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1941年1月，经周恩来介绍，由重庆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任摄影记者。他不仅摄影技术高超，为人还很谦和，凡是向他请教摄影技术者，他都能耐心热情的给于帮助，是我国许多中青年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的老师。

　　父亲本是个摄影爱好者，有一架从苏联带回来的相机，到延安遇到了摄影专家，那绝对是虚心请教，由此俩人认识并成为朋友。郑景康将自己的这张摄影佳作送给了父亲，父亲一直将它作为摄影的范本珍藏在身边。